巫山地方党组织的重建与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努力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前途无望的情况下，以人民解放战争回击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党组织把工作重点集中到迎接解放上来，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周密的统战策反工作，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了巫山的解放，终于使苦难的巫山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中共巫山县委也于此时成立。

奉大巫起义失败后，多数领导人和部分游击队员转到外地继续斗争，绝大多数游击队员就地隐蔽潜伏。中共巫山地方组织虽然遭受到反动当局的破坏，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但是忠贞不屈的中共党员，没有气馁，他们没有被敌人的血腥镇压所吓倒，而是以坚定的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一方面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一方面隐蔽地进行革命活动。先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重新聚集起来，组织队伍，拿起武器开展斗争。1949年1月，建立中共水口支部，7月，建立中共龙溪、福田支部。同月，中共两巫（巫山、巫溪）特别支部建立。

一、严峻形势下的艰巨斗争

1947年2月，重庆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往延安，奉大巫农村工作组与上级突然失去联系，在严峻形势下只好独立作战。卢少衡设法将曾庆康打入龙溪乡公所任事务员，了解掌握敌情。没有暴露和撤离的同志，均按李纯思撤离时的嘱咐，在充分利用统战关系的掩护下，谨慎地继续开展一些活动。

4月，撤离至重庆的卢光特与中共重庆市委负责人彭咏梧取得联系并恢复组织关系。卢与李纯思回云阳成立中共汤溪特别支部，转入以发动武装斗争为主的新的战斗任务。

6月，卢光特于奉节黑龙门召集原工作组成员会议，布置准备武装斗争事宜。巫山曾庆康、卢树桐出席。一场以枪杆子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斗争即将展开，党的地下工作者们激动不已，决心到这场生与死考验的斗争中去经受磨炼。随即开展以串联积极分子，打入国民党乡、保政权内部，控制龙溪乡警察队，建立武装暴动组织为主要内容的斗争。

以卢少衡为首的党的地下工作者们的活动很有成效，不久便完全控制了龙溪乡的乡、保政权，掌握了龙溪乡20余人枪的常备乡丁队。11月，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简称川纵）成立，按三个军事准备区，成立中共奉大巫工委，书记蒋仁风，副书记卢光特。12月17日，一百七十余人参加的奉大巫支队成立大会在奉节昙花乡召开，巫山卢少衡、杨天贵、吕成孙出席。奉大巫工委决定于1948年1月8日（冬月二十八，“廿八”即“共”字之拆写）发起武装起义。会上，卢少衡光荣入党，成为中共巫山组织自1941年遭破坏后的第一个在巫山活动的巫山籍共产党员。武装斗争促进了党的建设。

卢少衡回乡后立即组建长溪河游击分队，为接应奉大巫支队起义做好准备。安排杨天贵等在农民积极分子中加紧活动，筹集步枪数支，挑选农民青年胡吉栋、曾祥槐等十余人参加游击队；令曾庆康进一步控制好龙溪乡警察队，挑选警察队中的帅孝芳、金家坪等10名积极分子加入游击队。长溪河游击分队即算组成，人枪二十余，分队长卢少衡，副分队长曾庆康。

冬月28日，卢少衡通知杨天贵将农民游击队员集中到卢少衡住地万家山待命，安排曾庆康以“清乡”、“查户口”为名，将警察队中的游击队员集中到双河口、铁厂沟待命。两股游击队员都分散隐蔽于万家山农户中，密切注视支队暴动发起的消息，准备随时听候命令，接应下川东纵队行动。

奉大巫起义先后于1948年1月7日和9日晨分别在巫溪西宁场和云阳南溪镇发起，打响了下川东武装起义斗争的第一枪，首战告捷，敌人震惊。军统局重庆站万县组组长巫山人李武立即“密报重庆站速转派军进剿，阻止革命势力”（出自李武的《简历与犯罪》），严令驻奉节军统特务随时报查赵唯、陈太候行踪。驻防巫溪的国民党军整编七十九师一四九旅五八一团，即命田渲梧营开往奉节“围剿”，并派兵一连屯驻龙溪。巫山县刘鉴秋立即召开紧急治安会议，决定全县成立5个义勇警察大队，竭力防范，严令各乡镇长“如发现奸匪，得督率所属中队从事捍卫，城区每晚十点钟后一律戒严”（巫山县政府1948年1月12日《紧急治安会议记录》）。

由于敌人“围剿”，起义力量过于弱小，加上奉大巫支队领导人指导思想的分歧和战术指挥上的失误，只半月时间，队伍完全打散，彭咏梧牺牲，蒋仁风被捕，起义失败，待命接应下川东纵队行动的长溪河分队只得各返其家，潜伏隐蔽。长溪河分队未投入战斗即解体。

2月12日（正月初三），被打散的奉节游击队员包剑锋（包麻子）、肖自鹏，奉奉大巫支队司令陈太候之命，送信到龙溪找卢少衡，联络游击队再次起义。包、肖曾在龙溪和巫溪县谭家乡活动过，认识他们的人较多。二人刚到卢少衡家不久，谭家乡警察队即闻讯搜捕，并致电龙溪乡公所，要求配合行动。电话恰为龙溪乡主任干事、长溪河游击分队副分队长曾庆康所接。曾即写下“天色突变，物价波动，立即收摊”的便条，派乡警察队班长、游击队员帅孝芳火速送达卢少衡家。时卢少衡正在龙溪场镇张全福家，听说谭家乡来人到卢少衡家抓包麻子，带病即返。

入夜后，帅孝芳信未送到，卢少衡还未返回。包、肖二人在卢少衡家正准备睡觉，忽听屋外有急促的狗叫声，开门一看，只见黑压压的一路人马打着电筒正向卢家奔来。包、肖知道情况不妙，立即夺门而逃。谭家乡警察队冲入卢宅到处搜查，不见包、肖二人，终以发现一只带有血迹的草鞋为据，逼着卢妻交人，卢妻坚不吐实。警察队绑走了卢妻贵国英及其乳儿卢祖政。

包、肖二人到卢家一事，证明卢与共产党及武装暴动有牵连，使卢少衡成为当局在龙溪一带怀疑和防范的主要对象，卢及其联系的游击队员和其他积极分子，被迫蛰伏，停止活动。

奉大巫起义虽然失败，但仍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打响了在川东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拉开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武装斗争在川东普遍开展的序幕；它和其他各地的武装斗争一起，使敌人倍感惊恐，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国民党的大后方，牵制了敌人的部分兵力。它丰富了中共在川东地下组织英勇斗争的历史内容，造就了一批党在下川东活动的骨干力量，也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一支重要力量。

奉大巫起义失败后，卢光特转回重庆，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涂孝文要卢返下川东继续负责奉大巫地区的工作。四五月间，卢与奉大巫的同志分别取得联系，嘱咐先以分散隐蔽的形式继续发动群众，待情况好转，伺机开展武装斗争。卢光特还根据涂孝文的指示，准备经宜昌去鄂西北解放区，引进一支小部队来奉大巫打游击。卢光特在奉大巫的工作尚未脱手，涂孝文被捕叛变，使下川东地县党组织遭毁灭性破坏，党的活动被迫停止。卢光特的鄂西北之行也未能实现。

不久，卢光特与在重庆清理组织的邓照明取得联系，并受邓的领导负责下川东的清理工作。鉴于卢少衡在巫山难以立足，卢光特将其工作转移到重庆，与在重庆活动的戴披星一起活动。9月，卢少衡转移至云阳，一边隐蔽治病，一边担任下川东与川东临时工委之间的联络工作。卢少衡离开巫山后仍与隐蔽下来的曾庆康、杨天贵等人保持着联系，指导曾、杨在巫山的斗争。直至1949年5月，下川东临时工委（以下简称川东临工委）成立之前，巫山党的活动受卢光特领导。

奉大巫起义失败和党的活动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后，下川东的革命形势处于低谷。隐蔽下来的党的地下工作者活动极度困难，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卢光特根据川东临委的指示，在清理下川东组织的同时，着手布置党的工作的第二线，动员在重庆活动的奉大巫旅外党员和进步青年返乡，开展平行工作，不与原地方党组织和党的其他力量打通关系，但从旁照顾和掩护原组织中已经暴露的同志。1948年7月，卢光特介绍在重庆读高中的叔叔卢恺言入党后，指示卢恺言带领共产党员胡子和进步青年江炳南、谭文熙由重庆返回巫山、巫溪，执行团结进步青年、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反正和从旁掩护原地方党的同志的任务，为迎接解放而斗争。卢恺言返回龙溪后，以回家度假为掩护，进行社会调查，相机开展活动，了解龙溪地区原参与武装活动的曾庆康等地下工作人员的情况，关注着他们的安危，以便在必要时给予掩护。

为加强奉大巫党的第二线工作的领导与联系，入秋后，卢光特派杨建成以联络员的身份到奉大巫。杨没有到过巫山、巫溪，卢光特为其做了详细介绍和安排。8月，杨建成化名朱海清，扮成挑卖菜刀、剪刀的小商，经奉节到巫溪，年末到达巫山长溪河，向卢恺言传达了上级党组织对解放战争胜利进程的估计，要卢加紧活动，全面开展工作。为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杨特别指示卢恺言把工作重心从两巫边境地区的一般活动，转向巫山县城区，转移到着力开展对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策反上来，并一起详细研究了策反巫山自卫总队起义具体办法。

此后，卢恺言即从龙溪进驻巫山城，开始了以其岳父苏廷举为主要对象的策反工作。经数月工作，到1949年5月，巫山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李非武、第一中队中队长苏廷举终于答应起义，策反成功。为迎接巫山解放做了一件大事。

二、中共水口、龙溪、福田支部的建立

1949年1月，中共川东临委改建为川东特委，鉴于全国解放在即，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实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重庆地方史大事年表》第97页）的方针。国民党政权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濒临覆灭，蒋介石被迫“引退”于幕后指挥，在江南重新编练百万军队，以图划江而治，卷土重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的国民党军罗广文部，在重庆增补大量新兵，准备出川。

为破坏蒋军兵源兵力，川东特委对该部加紧兵运策反工作。由卢光特经手，曾派王庸、张宾、龚堪国等人打入罗部，与潜伏于该部的秘密党员某连连长张学云、卫生员周一生等人组成中共秘密支部，进行策动工作。计划在该部新兵出川，途经长江三峡地区时发动兵变，将出川新兵拖上山，活动于巫山、巫溪的大巴山之中，使敌人对从三峡调兵出川视为畏途。

为配合这一行动，卢光特在恢复活动于重庆的戴披星的共产党党籍后，将戴派回老家巫山大昌、水口地区活动。鉴于戴曾是国民党奉大巫当局缉捕多年的“共产党要犯”，故给戴的任务是做深入群众的下层工作，独立作战，相机发展党的组织，做好出川新兵兵变时的接应、配合工作。

戴披星于春节前夕出发，正月初秘密回到大昌镇第八保家中。为保证活动的安全，昼伏夜出。他白天躲在自家猪圈楼上，吃饭时由其父或小弟妹放哨，晚上方到群众中去活动。很快串联了程松廷、崔殿升、田海波3人，分别对他们进行了阶级教育、形势教育和党的知识教育。在国民党即将垮台的形势下，他们都愿意跟共产党走，敢于为穷人打天下，为打倒国民党而上山打游击、拉队伍、夺枪造反，也都想加入共产党。在多次谈话教育与考察的基础上，戴将程、崔、田3人发展为中共党员，向他们反复强调共产党的纪律，程等人也发誓愿意遵守。接着，戴要求程、崔、田3人学着自己的办法和提出的条件到群众中去活动。程等很快在大昌镇七、八两个保中串联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经逐个考察和谈话教育，戴披星将崔大容、崔大林、田长荣、谭三元、何德恒、何康福、崔大安、何德培、何恩福、龚崇芳、崔百川、吴明魁、何德尧、魏子清、崔大堂、崔启刚、崔启松17人发展为中共党员。

为严密组织，团结、巩固已聚集的力量，戴披星决定建立中共水口支部。3月末，借为其表叔祝寿之机，以拜把兄弟的形式，集中党员宣誓，而后宣布中共水口支部委员会成立，书记戴披星，组织委员崔殿升，宣传委员田海波。

为接应兵变的需要，戴披星布置崔殿升与他在大昌区区丁队当兵的结拜兄弟黄亿宽、张家贞密切往来，做他们的争取工作，借以及时了解一些军事情报和必要时作夺取区丁队枪支的内应。为开辟新兵兵变上山后必要的回旋余地，戴又派崔殿升赴巫溪县大河乡石门村，利用亲戚关系，串联发展王燮辉、魏济舟、易清平3人为中共党员。事后，戴亲往石门，对新党员进行深入教育，交代任务。王燮辉等人信心十足，表示只要巫山搞起来，即可将人枪带进巫溪境内，他们负责组织力量接应。

4月，由于戴披星活动极其隐秘，约定的联络人杨建成来水口问不到戴的情况，因而戴没有与上级取得联系。同时，原定于4月发动三峡兵变的计划又未能实施，故戴披星执行配合兵变的任务中止。之后，中共水口支部按上级指示，工作重点转入发动群众，保护城乡，迎接解放的斗争。

1949年4月，卢少衡从云阳返回巫山龙溪，恢复了与隐蔽于龙溪的原地下工作者曾庆康等人的联系与活动。不久，川东特委联络员杨建成在奉节请卢恺言前去汇报策反巫山自卫总队的情况后，第三次来到巫山，去水口与戴披星接头未遂，便去龙溪与卢少衡接上关系，传达了川东特委要卢少衡把龙溪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迅速恢复发展起来，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四抗”（抗丁、抗夫、抗粮、抗捐）斗争，积极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指示。卢少衡安排曾庆康保护杨的安全，曾庆康为杨办了“身份证”、“通行证”，将杨建成安全送达巫溪。

卢少衡返回龙溪后，原联系的地下工作者迅速聚集起来，在卢的领导下投入迎接解放的斗争。杨天贵、曾祥槐、尹业相等一批积极分子纷纷要求加入共产党，决心为迎接巫山解放出力。共产党的朋友苏竹勋也向卢少衡提出重新入党的要求。苏竹勋于1947年国民党党团合并时，离开国民党巫山县党部，决心重新归入人民革命的阵营。1948年7月，国民党巫山县执行委员会改选，苏坚决要求不再任书记长一职，得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允准，但又被安排选举为四川省参议会参议员。苏回巫山后，弃职返里，回到龙溪乡下黄家岭家中。

4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取得巨大胜利，南京、武汉、上海等地相继解放，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四川解放指日可待。国民党政权在即将彻底覆灭之际，在其统治区的大后方更加凶残地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加紧对共产党人的搜捕与迫害。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龙溪革命分子的积极性虽然很高，但因其活动才刚恢复起来，面临着许多困难与危险。党的工作如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卢少衡心中也没有把握。加之隐蔽于培石二校的卢光圃、刘骥群有所暴露，巫山当局正准备查封培石二校，卢、刘难于继续待下去，但又找不到适当的人去接替。卢少衡有许多问题需要请示，但尚未与上级组织中共下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故卢于5月末带病到重庆，向卢光特汇报、请示工作。卢光特同意卢少衡吸收杨天贵、曾祥槐等农民积极分子入党的意见，但对苏竹勋重新入党的要求持异议，认为他曾当过国民党党官，又吸大烟，有投机之嫌，故未批准其加入中共党组织。

卢少衡由重庆返回途中，根据卢光特的指示绕道为川东特委派遣王庸去开县接替中共开县工委书记一事接头。卢从云阳带病步行到开县老关嘴与田学元接上关系，向田传达了川东特委的指示。由于劳累过度，卢在田处病倒3日，稍好即告辞返巫山。

卢少衡返回巫山后，将已暴露的卢光圃、刘骥群从培石二校分别转移到龙溪和奉节；秘密联络各积极分子进一步设法控制龙溪乡乡保政权与武装。6月下旬，将积极要求入党的杨天贵等农民积极分子吸收入党。7月，将农民积极分子6人发展为党员，并建立中共龙溪支部，卢少衡任书记，未设支部委员会，支部工作由卢少衡一人领导负责。8月，吸收农民积极分子2人入党。自此，中共龙溪支部计有党员15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各党员积极联络、组织群众，为迎接解放而斗争。

1949年2月，卢恺言根据川东特委工作人员杨建成的建议，从龙溪进驻巫山城，策反巫山自卫总队。经谈判，5月，先后与苏廷举和李非武达成起义协议，策反工作大体就绪。6月，卢恺言又离开巫山城，返长溪河活动。不久，为了进一步隐蔽党的活动，保存党的力量，也为更好地掩护转移来巫山活动的川东游击纵队干部，卢恺言、苏祖学将家从长溪河搬至离龙溪场镇15公里的老家黄家岭。以这里为据点，在金银、上田、下田等地群众中积极开展活动，培养联络农民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并给予一定任务，布置他们去联络发动群众，调查当地社会情况，了解当地乡保人员的活动，掌握乡保，控制武装，筹集武器等。

7月，卢恺言发展10名农民积极分子入党，又同谭悌生一道在黄家岭吸收巫溪人谭礼安为中共党员。接着建立中共福田支部，卢恺言为书记。各个党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为迎接解放积极活动。

三、中共巫山、巫溪特别支部的建立

下川东地区党组织在1948年6月遭破坏后，川东临委、特委几度派人来下川东清理组织，党的活动逐步恢复。1949年5月，川东特委决定成立中共下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工委”），书记杨建成（兼管奉节、万县），委员邹予明（分管云阳北岸）、陈仕仲（分管云奉南岸）、王庸（分管开县）、谭悌生（谭雪峰，分管巫山、巫溪）。自此，巫山共产党的活动由原来卢光特领导、杨建成联系，转为下川东临工委领导、谭悌生联系。8月，下川东临工委更名为中共万县中心县委，各县党的工作由中心县委委员分管，巫山、巫溪党的工作仍由谭悌生负责。

谭悌生自5月到达两巫后，即提出建立中共巫山、巫溪特别支部的建议。7月，下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批准建立中共巫山、巫溪特别支部（以下简称两巫特支），书记谭悌生，委员卢少衡、卢恺言。两巫特支的建立，打通了原巫山水口、龙溪、福田3个平行支部的组织关系，戴披星在巫溪石门发展3个党员，组织关系交由两巫特支管理，不久，特支即建立巫溪石门支部。两巫特支的建立，使党的组织逐步趋于完善，党的领导得到加强，促进了党的活动的开展，形成巫山党组织活动的极盛时期。

8月，万县中心县委鉴于三峡兵变计划告吹、戴披星在水口的活动难以长期隐蔽下去，便将戴调万县，与中心县委书记杨建成一道清理万县党组织。戴离开后，由崔殿升接任中共水口支部书记兼组织委员，田海波仍任宣传委员。

来源：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