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奉大巫农村工作组的建立与演变

奉（节）、大（宁）、巫（山）三县跨大巴山、巫山、七曜山山区，地处川、陕、鄂三省结合部，紧靠鄂西沦陷区三斗坪前沿，为三峡天险紧锁的四川东大门，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被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确定为重点开展工作的地区之一。活动于重庆的卢光特、潘中、李纯思（李汝为）、邹予明、何国太等一批青年积极分子，抱着投身革命的志向和决心，视革命工作至上，根据形势和工作的需要，自愿放弃城市生活，接受组织安排，愉快地来到奉大巫工作。他们建立工作组，选定落脚点，培养积极分子，建立活动据点，努力办学，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做好统战工作，与反动当局进行艰苦的斗争。党的奉大巫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的活动，填补了自1941年9月中共巫山特支遭破坏后的工作空白，恢复被中断的党的活动，在活动区域内起到党组织的作用，为以后恢复奉大巫地区党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1944年入夏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摧毁美军在华空军基地，打通大陆交通线，救援其孤军侵入南洋的日军，发起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毫无抵抗能力，日军长驱直入，豫、湘、桂等省大片国土沦丧，至11月，桂林、南宁失守，日军一直打到贵州独山。四川危急，重庆震动，国民政府准备放弃陪都重庆，迁都西昌。同时蒋介石利用广大青年的爱国热忱，发起了“十万青年从军”运动。

设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估计可能出现蒋介石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或四川沦陷的严重局面，为把抗日民族自卫战争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好领导人民就地抗日的准备，以便在必要时抗击日寇和击退国民党投降派的反共进攻，揭露和抵制蒋介石所谓的“青年从军”运动。南方局号召“革命青年到农村去”，到上、下川东的广大农村开展工作，组建农村工作组，建立隐蔽的农村根据地，做好游击抗日的准备。

一、工作组的建立

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公开宣传，发出号召，安排青年组的刘光、张黎群（张佛翔）等负责人具体组织下乡工作。南方局青年组直接派出一批农村工作组，仅川东就有奉（节）大（大宁，即巫溪）巫（山）、石柱、达县、宣汉、蓬溪、合川等组，成员一百余人。

11月，南方局青年组通知在丰都惠平小学教书的卢光特接受组建奉大巫工作组的任务。卢光特，巫溪上磺人，时年23岁，1939年夏于省立奉节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于巫溪田家小学任教期间身份暴露，转移重庆，失去组织关系。后通过《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于刚介绍，与重庆党组织建立工作关系，先后在《新华日报》图书课站门市和重庆市路灯管理处做小工，1942年9月被安排于丰都救济院惠平小学任教，为《新华日报》培养报童。

刘光、张黎群向卢光特讲明形势与南方局意图，并让卢写一份有关奉大巫情况的报告。几天内，卢光特便写出关于巫山、巫溪的地理、历史、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两巫情况报告”，特别介绍在巫溪有何策言、李庶候，在巫山有苏竹勋、李非武等地方上层人士可以争取的情况。刘光、张黎群对卢光特的报告十分重视。鉴于奉大巫三县共产党组织曾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先后被破坏，便决定组建党的奉大巫工作组，动员在重庆的奉大巫青年尽量回乡参加工作组工作，大力经营奉大巫这块未来的游击抗日基地。

卢光特向青年组提供了尚在重庆活动的巫溪青年卢光特、贺德明、何国太、陈世富、廖万清和离渝返巫溪不久的王国裕、周道纯、张光朝8名回乡人员名单。这些青年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人熟地熟，又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可以利用。经过分析，得到青年组的同意。青年组又另外调配非奉大巫籍的外地干部潘中、李纯思、邹予明（周仲祥、周开莲、刘行之）、喻晓晴为工作组骨干，同到奉大巫活动。

派往奉大巫的12名成员中，卢光特、潘中、李纯思、邹予明、何国太都是在1940～1941年间国民党反共高潮中失去党组织关系，但与南方局青年组或新华日报社保持着工作关系的共产党员，来奉大巫都没有正式接转党的组织关系。其余本地青年都是在抗战初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返回奉大巫前，南方局青年组也没有发展他们为党员。这批人都是20来岁的青年，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由于受到通缉、监视等原因，先后去重庆，并与南方局青年组发生工作关系或接受训练，在重庆均有一个难谋的小职业，生活有保障。他们都有继续投身革命的志向和决心，根据革命工作需要，自愿放弃城市生活，接受组织安排，愉快地返乡工作。

潘中，湖南人，原新四军干部，有作战经验，愿到奉大巫发挥自己的才能。李纯思，重庆江北人，家庭经济情况窘迫，在壁山乡下当家庭教师，他高度近视又患肺结核病，接到赴奉大巫开辟工作的通知后，即毅然离开居孀多年的母亲，奔赴奉大巫。

中共奉大巫工作组的组建工作，在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经过缜密而有步骤的准备，于年末就绪。但当时对工作组没有正式命名，只向成员讲了工作任务，待以后到活动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后，视情况再正式命名建立，并向其成员宣布。工作组由南方局青年组指定卢光特负责，组织上不与设在达县的中共万县中心县委发生关系，直接受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并只与青年组保持工作关系和联系。

工作组内部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党的组织关系，更不建立党的组织和发展党员，但采取与党组织相同的活动方式与纪律，积极物色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斗争策略上，对地方上层人物开展统战工作，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利用矛盾，争取中间势力，发展进步力量。工作方法上，尽量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取得合法身份与社会职业，在群众中扎下根，争取青年，取得群众信任，逐步积蓄力量，建成隐蔽的农村工作据点，一旦形势需要，便将隐蔽的活动转变为公开的武装斗争。

二、工作组的演变

根据南方局青年组的指示奔赴奉大巫农村工作的各个成员，自行筹集路费，先后于1945年春节前后到达奉大巫地区。通过各种社会关系，都取得小学教员职位，卢光特还当上巫山县龙溪乡中心国民学校教导主任。各成员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以巫山县龙溪乡为中心的奉大巫三县接壤地区落脚，在大巴山南麓，大宁河畔的广大地区扎下根来，并迅速掌握龙溪邮政代办所，控制奉大巫三县的邮件中转阵地，建立工作组与南方局青年组直接联系的渠道。

通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卢光特、李纯思在长溪河（即龙溪乡）一带，先后物色、培养了卢少衡、卢光福、华跃美、卢光甫、刘骥群、冉南安等一批农村穷苦知识青年为积极分子，以他们为桥梁和骨干开展群众工作，联系广大群众。在巫溪以教书为掩护的各成员，也先后物色培养了陈禾生、李春川、刘应春、唐灵等一批知识分子，工作局面迅速打开。卢光特指示卢光福，派紧靠龙溪小学居住的巫溪庙溪河进步青年吕建侯秘密前往房县，与活动于房县、竹溪、巫溪边境大山中从事反国民党的农民武装头目熊光文联络，以便在必要时一起行动，联合抗日。

工作组初期开展工作比较顺利，根据出发前青年组刘光、张黎群的部署，1945年5月1日，卢光特召集在巫溪谭家乡小学任教的李纯思、巫溪城厢小学任教的喻晓晴和在大宁厂分校任教的邹予明及在通城小学任教的潘中，到龙溪小学开会，将工作组正式定名为“奉大巫工作组”，并将已培养成熟的卢少衡、卢光福、卢光甫等积极分子接纳为工作组成员，将工作组名称正式通知各成员。工作组的正式定名，使活动于奉大巫三县接壤地区的革命力量有了领导和指挥中枢，把分散的各个工作点连成以龙溪为中心的严密的工作网。此间，工作组成员卢少衡又在“第一届自治人员选举”中被选为龙溪乡副乡长，掌握了乡政权的部分权力，这使工作组各成员都很高兴，增强了信心，工作更加有劲。

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准备游击抗日的任务自然终止，但工作组的全部任务远未完成。卢光特根据青年组“留在奉大巫继续隐蔽活动”的指示，领导全体成员继续努力，把工作重心适时转移到建立隐蔽的工作据点上来，并扩大工作布点。当月，他利用参加巫山县政府教育科举办国民教师讲习会的机会，选择和联络了10个校长，准备把工作组的活动扩展到巫山长江南北。不久，卢光特又取得龙溪小学校长职位，便集中聘请了卢少衡、曾庆康等7名工作积极分子到龙溪小学任教，第二期又将李纯思转移到龙溪小学任教导主任。使该校的教职员都是工作组的人或靠拢工作组的人，从而完全控制了龙溪小学，把龙溪小学建成了工作组的据点和指挥中心。潘中是湖南人，口音不符，邹予明因活动暴露，引起巫溪当局怀疑。卢光特及时将潘转移回重庆，将邹转移至与龙溪毗邻的奉节黄村小学，在奉节境内开辟工作。为加强力量，同时还将卢光福由龙溪小学转至黄村，与邹予明一起活动，并担任工作组在奉大巫三县的交通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独裁方针，并积极挑起全面内战，奉大巫地区清查共产党的风声日紧，反动当局对工作组活动的破坏与压迫也就日甚一日。

1946年4月，国民党巫溪当局已掌握工作组的一些情况，并通报巫山当局。在巫山，因有苏竹勋、李非武的掩护，卢光特安全无事。但巫溪当局却于5月下旬到龙溪捉拿卢光特，卢被迫转移，于6月撤回重庆。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已于5月迁南京，奉大巫农村工作组的领导机关青年组也随同迁走。卢光特则由留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原青年组赖卫民安排，去做发动电信职工罢工的工作，9月又被安排到党组织的隐蔽点北碚天府煤矿子弟小学任教并兼做工运工作。卢光特从巫山撤走后，工作组由李纯思负责，仍通过新华日报社与新的领导人赖卫民联系。

6月26日，国民党军22万人围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李先念率部突围，左路纵队于毗邻巫山、巫溪的房县上龛会师。奉大巫地区的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竭力防堵，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刚放暑假，工作组负责人李纯思便步行千里，去重庆汇报情况并请示工作。由于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共产党有了武装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需要。领导人赖卫民指示工作组，谨慎行事，在当地进一步扎根，以更隐蔽的方式继续活动，准备长期坚持隐蔽斗争，牢固掌握与利用地方上层人士中的开明分子，积蓄民间武力，以便在必要时，相机开展武装斗争。

10月，四川省政府根据巫溪当局的密报，以快邮代电特密奉大巫各县，对以龙溪小学为活动据点的工作组“设法制止或铲除”。国民党巫溪县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姚钦明，带着武装前往龙溪逮捕李纯思未遂。李在群众掩护和工作组成员护送下，撤离龙溪，于11月转移回重庆，由赖卫民安排到天府小学任教。李纯思撤离奉大巫后，工作组由邹予明负责，巫山的工作由卢少衡负责。此后不久，因赖卫民另有任务，工作组则接受以天府子弟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的张子英的领导。

1946年冬，奉大巫地区国民党当局在“防制李先念西进入川”的喧嚣声中，逐步把矛头转向对辖区境内“共产党活动”的防剿。尤其对工作组的活动据点龙溪乡及其周围地区严加控制。整顿乡保，不断清乡，实行联保连坐，到处建碉设卡，遍设盘查哨、递步哨，厉行“清共”、“防奸”，以图铲除龙溪据点。国民党巫山县党部饬令各地“严密党团组织，与‘奸匪’作理论与行动之斗争”（国民党巫山县党部1946年10月29日“代电”），工作组的活动更加困难。

在严峻形势面前，工作组冷静沉着，按“谨慎行事”的活动方针，采取更加隐蔽的措施，继续活动，与上级保持密切联系。卢少衡利用副乡长的权力，进一步控制龙溪乡政权。

1947年2月，李纯思奉张子英之命回云阳开辟工作，以云安镇辅成中学（现云安中学）教员身份为掩护进行活动。同月，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堵死国内和平大门，重庆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被迫于3月初撤回延安，中共四川省委也被迫撤离。工作组与新华日报社的联系突然中断，失去领导。4月，卢光特通过刘隆华，李纯思通过胡友猷与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接上关系，并奉张子英之命到云阳辅成中学成立中共汤溪特支，清理云、奉、两巫党组织及准备武装暴动。接着，汤溪特支由张子英转重庆市委（后为川东临委）领导。至此，奉大巫工作组的工作宣告结束，成员们通过卢光特到奉大巫取得联系后，在汤溪特支领导下继续投入新的战斗。（来源：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