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宣传高涨不息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随着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中共巫山地方组织得以建立发展，并在中共万县县委的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在抗日救亡烽烟中顽强奋起，将巫山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1938年7月，中共党员柳特因等人来巫山，以教师为公开职业掩护其革命活动。他们充分利用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条件，以课堂为阵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承办《民众导报》，占领舆论阵地。成立进步团体，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大力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方针和进步思想，把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从而唤醒民众，奋起抗日。

一、占领课堂

柳特因等人利用统战关系，接受巫山县县长邀请担任巫山县教师暑期讲习会教员。他们立足本职，革新教材，通过教学和组织读书会等形式，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宣传革命真理，发动和组织学生投身抗日洪流，为巫山抗日救亡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课堂上介绍抗日形势，宣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揭露日本法西斯罪行和侵略本质，教唱抗日歌曲等。参加讲习会的百余名教师多数为高小文化程度，又大多来自消息闭塞的区乡，对国家大事和抗日救亡知之甚少，更少关心和参与，不少人不会唱抗日歌曲。他们对柳特因等人的宣传、教育，倍感新鲜与亲切，民族自尊心与爱国热情顿受激发，抗战意识得以增强。一时间，抗日大事便成为讲习会学员们谈论和关心的议题，《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铿锵激奋的抗日歌声，响彻讲习会内外，使没有一点抗日气氛的深寂的巫山城，顿时活跃起来。由于柳特因等人的努力，把教师讲习会办成了挽救民族危亡、唤起巫山民众、掀起抗日救国浪潮的抗日救亡训练班。讲习会的不少学员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通过他们把抗日思想、抗日歌声传遍巫山城乡。

在讲习会，柳特因等人利用课堂揭露日本法西斯罪行与侵略本质的同时，还揭露蒋介石自“九一八”事变后对日军侵略所实行的不抵抗主义和把兵力用来打内战、消灭共产党的罪恶，激发教师们的正义感和爱国热忱。组织歌咏队上街大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使得安于墨守成规，在抗日救亡上无所作为的巫山当局感到突然。县政府便指使一些人在歌咏队里捣乱，说什么“唱流亡歌曲是软化青年意志”等。柳特因等共产党人便组织讲习会会员和城区部分学生到县政府质问，提出“抗日宣传要不要”、“宣传抗日有何罪”等问题，要县长出来公断。当时，是否抗日已成为人们爱憎的是非线，县长张豁然自知理亏，避而不见。斗争取得胜利，鼓舞了教师们宣传抗日的积极性，在冷清、沉寂的巫山城，激起抗日救亡的波澜。

9月，县立县城小学开学后，柳特因等人利用受聘于县小任教、聂祁同利用该校教导主任的机会，以课堂为阵地，在学生中大力宣传抗日。县小是当时县属“最高学府”，有学生两百余人，不少高年级学生已有十七八岁，教育和争取这些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意义十分重大。于是，柳特因、聂祁同等人在教学中，从革新教材做起，不教那些没有进步意义的课文。如柳特因教六年级国语，除《最后一课》及《和平奋斗救中国》等几篇较好的课文外，把陈旧、反动、腐朽的课文一律甩开，另选进步文章讲授。讲授有关英国产业革命、法国革命及巴黎公社等革命文章，介绍法国革命中的烧炭党及其领导人马自立、加里波的等人的故事，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知识，讲授《大众哲学》，灌输革命哲理；讲授鲁迅的一些文章，揭示旧中国的社会黑暗和未来新社会的光明；揭露“九一八”后日本侵华罪恶历史及中国当局软弱无能的不抵抗主义，分析抗战形势及中国青年的责任等。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揭示旧中国的社会矛盾，启迪学生树立为新社会的到来而奋斗的精神，激发学生抗日爱国热情，动员学生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努力。学生的政治觉悟得到提高，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

音乐教材也是柳特因等人竭力革新的课程之一。该校音乐课，原都教些《何日君再来》、《小麻雀》、《农家乐》等没有进步意义或有一定欺骗性的歌曲。共产党人进校后，大力教唱抗日歌曲，校长吴哲生在抗日大义面前也不便反对。中共巫山支部书记柳特因本身擅长音乐，爱好唱歌，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音乐教师一律教唱抗日歌曲。一时间，《义勇军进行曲》、《干干干，大家起来干》、《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黄河之恋》、《流亡三部曲》等激昂奋进的抗日歌声，在校园内外回响。随着抗日歌声的激起，巫山城的抗日气氛逐渐增浓。

1939年春，多数党员转移三溪河后，仍以办学为掩护，以课堂为阵地，自编教材，宣传抗日，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进行阶级教育。在培石小学教书的共产党员肖子贤、陈文山，更是力图将培石小学改造成抗日式的学校，以课堂为阵地，大力宣传和发动学生抗日，训练打游击等，深受学生和社会的欢迎，把培石小学办成了巫峡深处的一个抗日宣传据点。

柳特因等人在县小教书期间，成立学生读书会，组织学生在课外广泛阅读进步书刊。柳特因在1938年8月返万县向中共万县县委汇报巫山情况时，万县县委鉴于巫山地方闭塞，抗日气氛不浓，共产党活动基础差的情况，为促进巫山的抗日宣传，在万县书店买了两大捆进步书刊让柳带回巫山。书刊有《大众哲学》、《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都是巫山不曾有过的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的红色书刊。柳把这些红色书刊拿到课堂上讲授，并以高年级学生为主，成立学生读书会，组织学生在课外广泛阅读，还不定期地举办报告会，进行学习辅导，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红色书刊在学校内外青年中广泛传阅，不少青年思想受到启迪，觉悟迅速提高，激发了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为掀起巫山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占领舆论阵地《民众导报》

《民众导报》是巫山县政府为推行国难教育而创办的地方小报。1938年6月创刊，为巫山历史上正式刊物的先行者。社长饶宪章，编辑、雇员各1人，全年经费1180元，由县政府预算经费拨支。该报由《民众导报》社编印发行，每日1张蜡纸的版面，钢板刻写、草纸单面油印而成。创办初期，由于当局对抗日救亡不力，国难教育抓得不紧，该报也松松垮垮，不能如期出刊，除有时摘登一些大报纸的国际国内消息外，多数版面成为县政府发号施令的阵地，成了县政府的机关报，因而发行量不大，影响很小。同年11月，巫山县行政会议为厉行国难教育，设立民众教育馆，将《民众导报》纳入民教馆管理，为民教馆馆务之一，馆长由地方名流、三楚小学校长魏季陶担任。由于经费拮据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主编而停刊。

1939年2月，巫山县政府为限制“共党”活动，以调虎离山之计，把集于县小教书的共产党人撵去三溪河。此间，比较开明、激进的民教馆长魏季陶极力推行民众教育，便聘中共巫山特支书记柳特因担任《民众导报》主编，柳欣然应聘。

柳特因应聘后，《民众导报》立即复刊。编辑、主笔、记者、出版等均由柳一人承担。他白天采写、编辑稿件，晚上刻写、油印，把全部精力投入报务工作，决心把《民众导报》办成宣传抗日的舆论阵地。《民众导报》一复刊，即一扫旧貌，充满抗日、爱国的声音，很有生气，发行量大增。3月，中共自贡市委宣传部长黄友凡转移来巫山，他看到巫山的抗日救亡运动只是在中小学中进行，没有群众运动的声势，但《民众导报》办得很有生气。便写了两篇介绍抗日形势、阐述抗日救亡意义、宣传巫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巫山青年的责任、呼吁巫山青年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文章，投向《民众导报》。柳特因立即将文章刊发，并约见黄。这两位巫山共产党负责人在未接通组织关系之前，即已相识，成为战友。3月下旬，黄的组织关系转来巫山并任中共巫山特支委员后，特支决定切实掌握《民众导报》，把报纸办成共产党组织宣传抗日，反映老百姓呼声的舆论阵地，以促进巫山抗日救亡运动更好地开展。

自此，导报天天出刊，扩充为每日两张蜡纸的版面，除有限地刊发县政府的一些政务、政令稿件外，大量摘登、转载《新华日报》和中共万县中心县委掌握的《万州日报》的抗日新闻，转载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报道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在前线杀敌的胜利喜讯，摘录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文章，刊登陕北抗日、民主运动中的新人、新事、新思潮，宣传介绍抗日革命歌曲，以及《中央日报》等国民党大报刊和县政府收音室收音消息中比较真实、振奋人心的消息等。柳、黄二人对巫山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做文章，及时报道本地抗日新闻，每天写理论性、文艺性兼有的几百字短文，对重大事件发表社论。这些短文和社论，有的号召人们起来抗日，有的反映民众呼声，有的介绍防空、防毒、防汉奸知识，有的则是对当局的建议等。

中共巫山特支占领《民众导报》舆论阵地，大力宣传抗日的同时，还利用当局“国难教育”、“民众教育”的题目，把民众教育的许多活动承担起来。柳特因、黄友凡重视做好团结、争取民教馆长魏季陶的统战工作。团结、争取他为抗日救亡出力，办好民众教育，努力宣传抗日。在魏的支持下，于民众教育馆内办起民众夜校成人读书班，免费吸收城市贫民和运输工人数十人参加，每期3个月。聘请黄友凡任教，向入学的群众传授文化知识，宣传抗日和启蒙教育。把夜校办成了党组织联系群众和宣传抗日的又一阵地。后因日机大轰炸而停办。

正当中共巫山组织以《民众导报》为先导，将巫山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推向高潮之际，县长庹贡庭发出“原稿送府审核始能刊载”的训令，以限制和破坏《民众导报》激进的抗日宣传。柳特因利用魏季陶与庹贡庭和县府秘书杨本全的矛盾，争取魏和自己一起抵制县府“训令”，每日仍自行组稿发刊。6月初，柳特因在《民众导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庹、杨袒护武汉女子中学违反战时灯火管制的行径，庹、杨借此认定柳有“异党”嫌疑。便再度训令《民众导报》“先将原稿送请检查”，随即以“抗令不遵送审，即行停刊”，将柳特因停职，另聘喻迪兹接充。柳特因不仅失去公开职业，重要的是使共产党占领的宣传抗日的阵地丢失。接着庹贡庭密谋逮捕柳特因，柳被迫转移离开巫山。

中共巫山特支书记柳特因被逐出《民众导报》后，该报即改变颜色，完全成为县政府的喉舌，充满着反共、反民主的声音，从而失去广大读者，不久即停刊。

三、成立进步团体

共产党人在以课堂为阵地大力宣传抗日和开展对巫山地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取得成效后，便在学生和社会青年中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将抗日运动逐步推向高潮。

（一）县小抗日歌咏宣传团

1938年9月，中共巫山支部在县小革新音乐教学中，掀起大唱抗日歌曲热潮，组织县小学生抗日歌咏宣传团，把抗日宣传活动推向社会。歌咏团由数十名爱好唱歌的中、高年级学生组成，进步青年教师黄大州为团长，音乐教师郑朝贵为歌咏指挥，组织学生上街演唱抗日歌曲和抗日演讲。还以歌咏团团员为骨干，成立“醒狮队”，组织学生每天早晨出早操，穿行于城内主要街道与流石河坝之间，他们边走边唱，给宁静的巫山晨空送来阵阵激昂、动人的抗日歌声，唤醒人们“起来，起来，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给巫山城带来无限生机。

10月，武汉沦陷，长江中游水运交通中断。地处长江三峡要塞的巫山，成为运兵运粮运军火的主要交通通道。运送前方的军需物资，一船船出川抗战的壮丁及钻营于后方与沦陷区之间做投机买卖的商人，多经巫山中转；沦陷区向后方撤迁的机关、学校、工厂、难民及从前线退下来的部队、伤兵，源源不断地经巫山西上，有的还驻扎于巫山。第十七后方医院就曾驻扎在城东南转鼓楼，私立武汉女子中学和大公中学先后迁来巫山分别在峰崇寺和禹王宫办学。日军飞机也以巫山上空为通道进出四川，使巫山常遭敌机空袭。巫山城顿时成为兵营和难民所，呈现一片兵荒马乱、极其紧张的战时状态。为适应新形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宣传便随之扩大。

武汉沦陷，巫山城挤满部队、难民、伤兵，人们处于惊慌与悲观之中。中共巫山支部在对县小歌咏宣传团的学生们进行教育后，组织他们走出校园，十几二十人一组，到十字街、南门口、东门口等地宣传，有时还深入到部队驻地和十七后方医院等地，对士兵、难民、伤兵进行宣传慰问。每到一地，他们先演唱抗日歌曲，有时还教唱，再开展以“坚持抗战，抗战必胜”为中心内容的演讲。向出征壮士们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感谢他们踊跃出征，鼓励和希望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慰问从前线退下来的士兵和青年军官，同他们交朋友，请他们介绍前线情况；向难民讲述造成他们离乡背井、到处流浪的原因，是日本强盗的侵略和当局抗战无能的结果，给他们唱《流亡三部曲》等歌曲，激发他们仇恨日本侵略者和“一同打回老家去”的必胜信心。

慰问伤兵的场面尤为感人。宣传员们把从家里带来的慰问品核桃、葵花子献给伤兵，东西虽少，但情真意切。伤兵个个感激涕零，加深了他们对侵略者的恨和对国人的爱。

歌咏宣传团还到迁入巫山的武汉女子中学演唱《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激发从沦陷区流亡到巫山、饱受流亡生活苦难的学生们的感情。随着“流浪，流浪，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的歌声，同学们的感情交融一体，一起歌唱，一起流泪，流亡学生们也积极投入巫山的抗日宣传活动。

歌咏宣传团还开展社会募捐活动，他们以小组分头出动，到大街小巷演唱、演讲，动员群众捐献，群众纷纷捐钱捐物。所募财物全部支援前方将士，慰问过往士兵和救济难民。

（二）巫山青年抗日后方服务团

1939年春，抗日形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占领武汉后，随时有入川的可能。中共巫山特支根据巫山抗日形势和群众的抗日要求，为进一步唤起巫山民众，掀起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浪潮，决定组织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在特支领导下进行活动，扩大抗日救亡工作。

4月初，中共巫山特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以县小师生为主体，吸收社会进步青年参加，组织成立巫山青年抗日后方服务团。利用国民党巫山县党部执行委员、私立三楚小学校长、民众教育馆馆长魏季陶任挂名团长，并取得县党部书记长李仲良的同意，将团部设在县党部内，使青年服务团有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和场所，同时使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得到掩护。中共巫山特支书记柳特因任副团长，特支委员、盐务监运办事处录事黄友凡任总干事。由于柳特因忙于《民众导报》编务，青年服务团的实际工作则由黄友凡主持。青年服务团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四五十人，时有百人。青年服务团以抗日宣传为主，内分歌咏、演剧、壁报、演讲等组。每两天进行一次小型街头宣传，逢节假日、国耻纪念日和抗战纪念日等，举行大型宣传，出壁报、画漫画，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等。

宣传队到街头、集市、茶馆、学校，给群众演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打回老家去》、《黄河颂》、《卢沟桥小调》、《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同时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与自编自演的《游击队拔碉堡》、《理发店内诛日寇》等活报剧，还表演小杂耍和打金钱板等。黄友凡带头上街宣传，打金钱板是他的拿手好戏，可以即兴编词表演，很受观众欢迎。唱歌、表演之后进行形势宣讲，他们带上事先画好的抗战形势图，向群众讲解抗战形势，报告国民党军和八路军打胜仗的喜讯，讲述大片国土沦丧的原因，控诉日军暴行和宣扬抗日英雄事迹等，鼓动群众爱国抗日，不当亡国奴。

当年暑假，黄友凡带领服务团成员步行到古城大昌，向群众和驻军进行街头演出和演讲，把抗日的号角吹进大山深处。青年服务团还开展募捐和写慰问信等活动，慰问前方将士。配合县防护团进行防空、防毒、防汉奸的宣传，参加战时灯火管制的检查、监督与战时救护等活动。

巫山青年抗日后方服务团的抗日救亡活动，声势大，形式多，宣传面广，服务团吸引和争取了广大青年，把巫山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为了避开县党部，中共巫山特支将服务团团部逐步移至黄友凡所在的巫山盐务监运办事处。

（三）武汉中学抗日后方服务团

5月初，中共巫山特支通过党员学生刘远春，在私立武汉女子中学负责人肖国贵支持下，以武中进步学生为主体，成立“武汉中学抗日后方服务团”。私立武汉女子中学是1935年由发起人黄琴芳（女）在武汉募捐创办的进步学校，抗战爆发后，该校在武汉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曾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抗敌演剧队第四队的演出活动。1938年7月迁至巫山时，将不少道具一并运来。9月于峰崇寺开学，招收男女生，为县境最高学府。武中师生饱受流亡之苦，抗日积极性很高，对巫山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武中服务团，以巫山籍进步学生李金声（于当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团长，以刚参加共产党的巫山学生刘远春为交际股长，进步学生王宇清为宣传股长，武中负责人（校长李玉英未来巫山）肖国贵为歌咏指挥，进步教师邱中恒、李天乙为导演。高中部学生发挥她们在武汉搞过抗敌演剧队的优势，排演描写东北抗日义勇军领袖苗可秀为国捐躯的大型话剧《凤凰城》。巫山百姓第一次看到大型话剧（时称文明戏），眼界大开，宣传效果特别好，一时轰动全县。他们还开展募捐演出，所募款项大部分交由学校上缴县政府，用于慰问前方将士和完成当年1000件救济难民棉衣的开支，一部分由服务团掌握支出，用于慰问出征军人家属等。武中服务团曾购买一批粮食，于春节期间送给城区附近的出征军人家属，并慰问演出，军人家属十分感激。

7月，毕业班学生毕业离校，高中部流亡学生也大部分转学离校，演出《凤凰城》的主角相继离开。服务团的学生领导成员李金声、刘远春等人决心领导巫山籍学生担负起演出大型抗日话剧的任务。在学校负责人肖国贵的鼓励和导演邱中恒、李天乙老师的具体指导下，演出了描写北平群众英勇抗日的多幕话剧《古城的怒吼》。在县城公演一周。通过演出，抗战必胜的信念，深深印入人民的心底，也引起驻军极大的兴趣。驻大庙的陆军三十三师驻军，邀请剧组到庙宇槽与驻军联欢，与他们的专业宣传队同台演出。《古城的怒吼》在庙宇槽连演半月，观众人山人海。演出中，被剧情激怒的官兵和农民群众，不断高呼“打倒日本！”“还我河山！”“抗战到底！”

武中服务团还广泛开展街头宣传。唱抗日歌曲，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进行抗日演说，动员群众一致抗日，“宁做刀下鬼，不做亡国奴”。深入到城区附近农村，把幕布挂在树上，以土坪为舞台，演出独幕剧等。他们还举办专唱抗日歌曲的歌咏晚会，邀请校外的歌咏爱好者与武中学生同台演唱，一首首抗日歌曲，把人们带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在校内校外举办多种形式的壁报，壁报图文并茂，宣传内容丰富，漫画画面生动有趣。

武汉中学抗日后方服务团与巫山青年抗日后方服务团紧密配合，并肩战斗。把“五一”、“五三”、“五四”、“五九”、“五卅”等“血五月”革命纪念日和“七七”、“八一三”、“九一八”等抗战纪念日的宣传纪念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把巫山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吸引和团结了更多的青年。县长庹贡庭、县党部书记长李仲良和民教馆长魏季陶家属及其他头面人物的子女，都被吸引参加服务团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因而引起县党部和县政府的注意。

巫山当局怀疑两个服务团的活动“有共产党指使”,于是，县政府于5月12和13日，向各机关、团体、学校连续发出关于转饬严密防制异党活动的“训令”：“凡团体组织及出版刊物，必须依法呈准立案，不合法者，一律严令解散；如发现有异党活动，应立即设法化导制止，严密防范，以遏他虞。”妄图将未经他们呈准立案而从事抗日救亡的服务团，扼杀于活动之初。加紧筹建三青团，在武汉中学学生中发展三青团员，与共产党争夺青年。派出职业特务到巫山武汉女子中学，纠合反动落后学生，成立与服务团相对立的“演剧组”、“壁报组”、“宣传队”等，与服务团抗衡，专与服务团搞辨论，搞摩擦，干扰服务团活动。由于当局长时间的限制与破坏，加之日机大轰炸的影响，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逐渐减少，由轰轰烈烈的局面逐渐收缩为小型分散的秘密活动，两个服务团于1940年夏先后解散。

来源：县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