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在巫山的早期革命活动撒革命火种

辛亥革命的爆发和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资产阶级共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行不通，要救国图强，必须继续探索、寻找适应中国国情的新道路。为寻求救国济民之路，巫山县一批仁人志士和先进分子，勇立潮头，进行了艰辛探索和革命实践。特别是从巫山外出求学的进步青年，受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将革命的火种带回巫山，启发人民群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掀起以宣传社会主义为主要特点的新文化运动热潮。

1921年川军援鄂之役从巫山发起，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董必武参与了该役的组织工作与战役指挥，并在巫山积极开展联络活动。“五四运动”前夕，外出求学的铜鼓堡青年聂维祯（聂冬青）、聂维尧（聂仲尧）兄弟，受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革命，并回乡创建共产党组织，成为本地最早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人。

一、董必武来巫山

1921年8月中旬，孙中山派潘怡如入川，促川军尽快出兵援鄂。出席中共“一大”后刚从上海返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遵照“一大”纲领指出的“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的军事主张，认为联川出兵刻不容缓。中共湖北党小组决定派董必武以“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代表身份赴川请兵。适逢潘怡如入川路过武汉，董必武便与潘结伴乘船入川。董、潘船抵奉节，方知援鄂川军已集结巫山，乃乘船东下，“于巫山与友人潘正道、詹大悲相聚，受潘、詹之邀，参与鄂西军司令部的作战指挥”。董必武在巫山积极从事联络活动：会晤但懋辛、唐式遵，共商出师宜昌、攻击王占元之策，将“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公函交唐式遵转送刘湘；面晤巫山知事公署知事杨泽，接触韩荣三、杨眉生、饶宪章等县绅，向他们宣传革命，鼓动他们协助川军援鄂。所提建议均被军政各方采纳。知事杨泽即组织成立兵差筹备处，委杨眉生为处长，物色赵伯华、杨佑云等人分任会计、交际员、庶务员各职。兵差筹备处很快在巫山城东大宁河上架设浮桥3座，以利川军出师。1921年11月初，董必武率鄂西军部分人员离开巫山向建始县进发。

川军援鄂，虽董必武跟随指挥作战，退至巫山后于危难之中又代理鄂西军司令部秘书长，继率军在建始、夔府、施南一带活动，但由于川军的软弱与妥协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也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当时革命意识都很含糊，知道要解放民众，要革命，实不知道唤起民众参加革命，故必然失败。出师与收兵均发生在巫山的川军援鄂之役，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从事军事运动的历史记录，是国共两党党员为实现孙中山的战略目标四处奔波、血战疆场而合作领导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共产党人最早涉足巫山的一次革命活动。

二、中共党组织在铜鼓堡的活动

铜鼓堡，原属湖北省建始县，与巫山县接壤。距巫山县城39公里，距湖北建始县城一百多公里。1952年3月，经政务院批准，划归四川省巫山县管辖，为铜鼓乡。

（一）中共党组织在铜鼓堡的建立与发展

“五四”运动前夕，出身望族的铜鼓堡青年聂维祯、聂维尧兄弟赴武汉、北京求学。“五四”运动发生后，他们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中，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参加革命群众运动，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分子。1919年春，19岁的聂维祯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爆发期间，他积极投身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恽代英领导的武汉学生爱国运动，经受革命洗礼。1923年春，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在教师李大钊影响下，思想更加激进。1924年，由李大钊介绍，聂维祯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中，他是请愿学生代表之一，遭段祺瑞执政府通缉，经组织安排转移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接上关系。

聂维祯的堂弟聂维尧就读于称为革命摇篮的武昌都府堤高师附小，在陈潭秋、徐全直、钱介等进步教师的教育下，积极参加声援“二七”大罢工、“五卅”惨案和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1925年春，聂维尧在武昌水陆街省立高中文科班，经同学邢家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团结在武汉的同乡同学，积极投入革命活动。1926年与共产党员张光杰等组织“建始留省学会”，任评议部主任，创办该会会刊，常撰文于《会刊》发表，向桑梓父老宣传新思想，提倡改良教育，号召妇女解放等。为铜鼓人民的觉醒和共产党在铜鼓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聂维祯、聂维尧根据组织的安排，又先后加入国民党。1926年8月，聂维祯受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董必武的派遣，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左派）特派员身份回建始县，开展农民运动，筹建国民党建始县党部，同时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组织。很快在建始城关吸收4名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年冬送入由共产党人主持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党务干部学校学习。

1927年2月，中共湖北区委、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左派）派遣聂维尧和国民党（左派）党员黄德萼，以国民党建始县筹备员身份，随同上省学习的4名共产党员回建始，协同聂维祯工作。是月，即成立以聂维祯为书记的中共建始县支部。3月，成立以聂维祯兼主任的国民党建始县党部筹备处。

正当革命高潮在建始刚刚兴起之际，继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形势迅速逆转，国共合作完全破裂，革命转入低潮。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改组委员会电令各县市各级党部一律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建始县反动势力紧步后尘，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建始县国民党（左派）党部筹备处被迫停止活动。聂维祯、聂维尧由县城转移农村，回到铜鼓堡一带继续开展活动。

8月中旬，原中共宜昌特支书记来凤人胡楚藩（胡系聂维尧同班同学，同时入党，同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战友），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率党员匡超然、段炳麟、唐玉清等十余人回鄂西开辟党的工作，经巫山绕道大溪来到铜鼓堡聂维祯家。胡向聂维祯、聂维尧兄弟传达中共湖北省委秋收暴动和年关总暴动的计划，讲了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聂维祯、聂维尧也向胡等介绍了施（恩施）鹤（鹤峰）的情况。胡楚藩在回施鹤原籍的途中，得知来凤环境太恶，暂不能前往的情况，携妻唐玉清返回铜鼓堡与聂维祯、聂维尧一道活动，至次年3月离开。胡楚藩的到来，使铜鼓堡党的力量得到加强。在秘密宣传教育的基础上，余中镇（余靖安）、余天齐、文德玉等一批积极分子迅速成长。9月，首先发展了早期民主主义者、后在利川当过禁烟委员的余中镇入党。接着建立中共铜鼓堡支部，聂维尧任书记，有党员聂维祯、聂维尧、胡楚藩、唐玉清、余中镇5人。又先后在铜鼓堡、三关庙等地发展余天齐、戴于汉（戴世侦）、戴于税、刘登凡、余宪煜（余清若）等人入党，使党的力量得到增强。

1928年1月，聂维祯代表建始党组织，同胡楚藩一道出席施鹤临时特委在咸丰龙潭司召开的党、团联席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创建苏维埃政权等问题。回县后，为贯彻会议精神，聂维祯积极筹建中共建始县委，经周密酝酿后，聂维祯向设在宜昌的鄂西特委写密信请示。不久，鄂西特委密信回复批准。2月，中共建始县委在铜鼓堡正式建立，为施鹤七属第一个县级中共组织。书记聂维祯，委员聂维尧（组织）、胡楚藩（宣传）、余中镇（农运）、唐玉清（妇运），下辖铜鼓堡支部和建始城关支部，有党员十余人。县委机关设于铜鼓场镇聂维祯家。

3月，胡楚藩、唐玉清转移至宣恩。年底，贺龙派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干部李振及随军活动的中共咸丰县委书记黄兴武来铜鼓堡联络，黄、李参加中共建始县委任委员。1929年后，中共铜鼓堡支部又在三关庙发展农民积极分子郝德军、郝世勋、张孝国、尹方建、郝宗宪等为党员。至1931年5月，中共铜鼓党组织，先后有党员17人，领导铜鼓人民进行顽强的革命斗争。但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一度燃起的革命烈火被扑灭，聂维祯等被迫转移，铜鼓党组织解体。

（二）党组织在铜鼓堡的革命斗争

聂维祯回到建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利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大好时机，联络地方开明人士结成革命联合战线，以筹建国民党（左派）建始县党部名义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即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农民运动上。1927年3月，在建始城关成立国民党（左派）建始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反封建、反剥削斗争。

举办农民运动训练班，筹建农民协会 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向封建势力作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之一。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一成立，聂维祯即在建始城举办农民运动训练班，培训农民干部，五十余名农运骨干参加，铜鼓堡的余中镇等人前往接受培训。1927年4月，聂维祯以农训班学员为骨干，在建始城组织了以禁烟禁毒和反对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群众示威游行。5月，又召开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参加的千人大会，聂维祯向到会群众宣讲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基本任务，号召全县人民起来斗争。铜鼓堡农民积极响应，在聂维尧、余中镇等人宣传发动下，举行游行示威，呼喊“打倒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等口号，积极发展农协会员，筹建农民协会，使铜鼓农民的觉悟大大提高。

当农民运动刚刚发动之际，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建始国民党（左派）组织停止活动，建始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被取缔；田家坝、塘坪等地刚组建起来的农协会被解散，铜鼓堡一时兴起的农民运动，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聂维祯、聂维尧被迫从县城撤回铜鼓堡，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以深居偏僻山乡的有利条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深入群众进行农村调查，了解农民疾苦，启发农民觉悟。

组织农民“吃大户” 20世纪20年代，军阀长期混战，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27年冬，自称鄂边司令的股匪闫礼威属下朱远祥部进占奉节，幸春廷部于1928年3月进占巫山，四处劫掠。3月下旬，两股匪徒数百人洗劫庙宇场镇后，又到铜鼓堡劫掠。铜鼓团防队击毙股匪数十人。余匪用桐油、煤油火烧铜鼓街，以泄其愤。铜鼓场镇基本被烧光。聂维祯家亦被焚毁，损失殆尽，一贫如洗，衣食难以维持。早就陷入春荒的饥民，更是雪上加霜。刚在铜鼓建立的中共建始县委，乘机组织农民进行反饥饿斗争，发动农民“吃大户”。聂维祯、聂维尧组织饥民百余人，到团总、团正及地主家“吃大户”，迫使他们开仓放粮，赈济饥民，使饥荒稍予缓解。

开办贫农学校、农民夜校 1928年末，贺龙派联络员黄兴武、李振来铜鼓开展武装斗争。为配合贺龙行动，中共建始县委和铜鼓堡支部决定以办学形式，深入发动农民，为武装暴动打下群众基础。1929年春，聂维祯、聂维尧同黄兴武、李振一道，以教书先生身份为掩护，在铜鼓堡、复兴寺、双庙子、三关庙、枫香树等地，开办贫民学校、农民夜校。吸收无钱上学的贫民子弟于白天教学，邀请穷苦农民于晚上学习，向农民讲授革命道理。他们自筹经费为学生买课本、纸笔和灯油，不收分文学费；白天教小学生，晚上教成年人，极为认真，深受农民欢迎；贫民学校每校有学生十数人、二三十人不等；农民夜校更为踊跃，每校数十人，有时上百人，深夜方散。年末，李振到宜昌为学生买课本并与上级组织联系时，不幸被捕牺牲。

教学中，他们革新教材教法，不教四书五经。对小学生主要教有关工人、农民为内容的《贫民课本》和《农民三字经》，以识字、习文为主。反对死记硬背，采用启发式教学，注重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学生向往新的生活。对成年农民，则以讲革命道理为主，讲解农民为什么受苦，为什么受剥削压迫，要过好日子就要团结起来斗争的道理，同时还进行破除迷信和剪辫子、放小脚、让女子读书等妇女解放运动的教育。

广泛教唱革命歌曲。如《国际歌》、《工农歌》、《工农兵联合歌》、《少年先锋歌》、《国民革命歌》等。边教边讲歌词意义，使农民从中受到教育，激发农民的斗争热情。聂维祯还结合铜鼓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吃不饱，穿不暖，受尽剥削、压迫的实情，编成《十二月歌》：“正月里来是新春，想起农民好伤心，夜晚没得铺盖盖，白天身穿几根筋；二月里来惊蛰节，犁头锄把手中捏，一天活路做到晚，没得时间把气歇……”配上当地山歌调子教唱，启发农民觉悟。黄兴武将他在龙潭司暴动时用《苏武牧羊》曲子填写的《农民歌》教夜校农民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他们还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宣传。各校学生分期分批于赶场天，排着整齐的队伍，手持小旗，唱着嘹亮的革命歌曲，或呼喊“铲除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到铜鼓街上向赶场群众宣传。社会宣传，不仅培养锻炼了学生，还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发现和重点培训农民积极分子。在复兴寺，黄兴武、李振特地将一些宣传革命的重要小册子交给文德玉、李汝彩、聂维山等进步较快的学生阅读，同时给他们讲解，开培训会，重点培养。在三关庙，聂维祯给郝德军、刘登凡等数名夜校积极分子讲《苏维埃政纲》等，逐步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

发动农民罢“窝捐” 军阀政府强迫铜鼓农民种鸦片，并按窝计税。1930年，铜鼓严重春荒，入夏后一场大冰雹又将农作物及罂粟叶子损毁。5月，税官聂太和仍前来铜鼓办窝捐，农民十分气愤。中共建始县委和铜鼓支部决定因势利导，发动灾民罢窝捐，找聂税官讲理，开展抗税斗争。由团防队长聂维尧通知各保长带领灾民到铜鼓堡开大会，聂维祯、黄兴武等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到灾民中去发动串联。

发动灾民和学生一千多人，按聂维祯的安排，手持小旗，肩扛棍棒，齐聚于铜鼓街财神庙。学生们唱起《工农兵联合歌》等歌曲，黄兴武领呼“铲除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等口号，聂维祯带头据理力争。面对愤怒的灾民，税官吓得浑身发抖，只好妥协。罢窝捐的斗争取得胜利，聂维祯等人在农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也使农民懂得只有团结起来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

自1927年8月胡楚藩等人到铜鼓堡向聂维祯、聂维尧通报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及中共湖北省委“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暴动”的精神后，聂维祯兄弟开始理解到：今后斗争的主要形式将是武装斗争。

1928年1月，聂维祯出席的施鹤临时特委党、团联席会议，作出了发动农民暴动的决议。中共建始县委和铜鼓堡支部即把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准备武装斗争上来，聂维尧则以主要精力抓武装工作。

控制铜鼓团防队 铜鼓团防队有枪十多条，队长聂维嵩，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和冯玉祥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是聂维尧的亲哥哥。维尧、维嵩虽属兄弟，同桌而食，但立场各异，水火不容，常争论于饭桌上，有时竟闹至掀翻桌子。铜鼓党组织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先从争取聂维嵩、控制铜鼓团防队着手。争取团丁，给团防队员上课，宣传革命道理，教唱革命歌曲，使团丁同情革命，逐步跟共产党走。耐心细致地争取聂维嵩，使之逐步减少敌对情绪。利用共同抗击股匪劫掠的斗争，逐步改造团防队。1928年3月，在铜鼓党组织的鼓动支持下，团防队对股匪万、钟的烧掠奋起还击，毙匪十多人，初显战力。7月，因聂维祯、聂维尧的党员名单被反动政府拿获，王陵基电令巫山知署逮捕解渝，巫山李伯康立即将消息通知二聂。巫山代理知事张春霖请占据巫山县城的股匪幸春廷派队到铜鼓逮捕。26日（农历六月初十），幸春廷命营长刘义之率队到铜鼓堡搜捕。聂维祯、聂维尧等因已获悉，逮捕未遂。刘义之借势抢掠，于当日夜掳走聂维祯之妻黄梅馨和4岁幼子聂孟康及堂弟聂德全，扬言须洋3000元方能赎回。聂维祯致函李伯康，请设法支援。李鼎力资助部分，仅赎回黄梅馨，其幼子永未赎回。当刘义之营搜捕、劫掠铜鼓之时，虽聂维祯、聂维尧已转移，但聂维嵩仍能出面保护地方，率团防队协同已被聂维尧等人争取了的庙宇槽李茂林大道会武装抗击刘义之。聂维嵩在战斗中腿被打伤致残。不久，便由聂维尧接任铜鼓团防队队长职务，使铜鼓党组织完全掌握了团防队的指挥权。接着，在团防队员中培养骨干，发展党员，把铜鼓团防队改造成党组织掌握的武装力量。

争取庙宇槽大道会和官渡双道会 1927年冬，以兴山神兵首领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兴山县委委员刘子泉，以大道会总代表身份来巫山争取谢崇德“神兵”未遂，留下蔡法师为代表，到巫山江南地区传道，发展大道会。至次年春，在庙宇槽、铜鼓、官渡、抱龙河等地，大道会、双道会等道会组织四起。其中尤以庙宇槽李茂林、冉子炳为首的大道会和官渡雷坪熊茂林为首的双道会最为兴盛，各有道徒二三百人。他们的活动也都具有打富济贫、对抗官府的性质。聂维尧利用聂家的声望，及时前去联络争取。李、熊赞同聂维尧提出的“共同保卫地方”的建议，争取工作取得初步效果。在3月和7月发生的股匪烧抢铜鼓、庙宇的劫难中，铜鼓团防队与李、熊道会武装协同作战，联合抗击股匪。在股匪火烧铜鼓和搜捕铜鼓共产党的劫掠中，李、熊的队伍均在“蔡代表”的指挥下，前往救援，与股匪激战。尤其在7月刘义之掳走聂维祯妻小后，李茂林率道会四五百人追杀刘义之，砍了刘义之的坐轿顶，吓得刘义之弃轿而逃。李、熊乘胜追击，直撵到巫山城，盘踞巫山城的股匪幸春廷猝不及防。大道会、双道会在“打不进，杀不进”的呐喊声中一举攻下巫山城，幸春廷弃城而逃。李、熊怕军阀杨森派兵来攻，即于数日后撤出巫山城，率队返官渡、庙宇。后在聂维祯、聂维尧的进一步争取下，李、熊道会武装逐步听从铜鼓共产党组织的指挥，最后参加了铜鼓党组织发动的武装暴动。

1931年3月，组织武装力量，发起暴动，袭击建始县城，杀死县长，占领县城月余。5月，驻利川县国民党军队大肆镇压共产党，聂维祯、聂维尧、黄兴武等人被迫撤离，转移武汉，坚持活动4年之久的中共建始县委和中共铜鼓堡支部解体，各党员也因此与组织失去联系，铜鼓地区一度燃起的革命烈火被扑灭，铜鼓人民进行的民主革命斗争被中断。

（三）铜鼓堡党组织活动对巫山的影响

铜鼓堡场镇小地名铜鼓包，下街属巫山，中街、上街属建始，虽为川鄂边陲“联防中心”，但崇山峻岭，交通不便，远离建始县城，巫山知署管不着，建始知署又鞭长莫及，常为豪强聚集和土匪出没之地，也是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一块好地方。聂维祯、聂维尧等共产党人在铜鼓堡的革命活动，深深影响着巫山人民。

20世纪20年代后期，巫山江北地区谢崇德“神兵”蜂起，农民自发地起来与军阀、官府和豪绅斗争之际，巫山江南地区，中国共产党则以铜鼓堡为中心，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建立中共铜鼓堡支部，在铜鼓堡建立中共建始县委，发动农民运动，组织革命武装，伺机暴动。聂维祯、聂维尧同黄兴武、李振一道，以“教书先生”身份为掩护，在铜鼓包、复兴寺、双庙、三关庙、枫香树等地开办贫民学校、农民夜校，不收分文，不仅传授了文化知识，更主要的是传播了革命思想，深受农民欢迎。同时，广泛教唱革命歌曲，宣传革命思想，举办农民运动干部训练班，重点培养农民积极分子。贫民学校和农民夜校的开办，为铜鼓堡的革命活动培养了骨干，造就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后来发起的武装暴动和其他革命斗争，奠定了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

组织农民“吃大户”，逼迫富人开仓放粮，既接济了饥民，又让巫山人民了解到共产党是为穷人办事的。组织农民暴动，成功发动农民罢“窝捐”，使农民懂得只有团结起来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控制铜鼓团防队，争取庙宇槽大道会和官渡双道会，使巫山江南道会组织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并听从共产党组织的指挥，抗击官府，参加武装暴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与巫山江北地区的“神兵”起义相呼应，给巫山劳苦人民以极大影响，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三、红军转战川鄂边过巫山

（一）艰苦的转战历程

1932年冬，由贺龙、夏曦率领的红三军，沿川鄂陕边境向北转移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穿越于崇山峻岭的大巴山之中，日夜兼程，于12月19日从巫溪进入巫山县境内，攻占大昌镇，21日越界岭进入巴东，22日在官渡口、西瀼口强渡长江，攻克巴东城，经野三关于24日回鹤峰邬阳关地区，大转移结束。红军途经巫山历时3天，行程三百多里。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远影响。

攻占大昌

大昌镇为巫山县第二区区署所在地，在县城北60公里，有居民二三百户，商铺百十家，是川鄂边上一个热闹的古镇。当时有股匪黄涛窜入巫溪，巫溪大宁盐场及城厢镇的官吏和有钱人携带金银细软，逃至大昌避难。为防股匪来犯大昌，时任县长兼清乡司令马嗣良即命县团务委员会督练长陈伯宇率模范精选队第一中队同他一道奔往大昌，会同驻防大昌的模范精选队第三中队，计二百余人迅速布防，准备消灭股匪黄涛。

大昌镇，南面濒临大宁河，北面（背面）是大山，有石滚槽高地可控制全镇；西面是西坝，有羲皇庙和一条蔡家壕沟，壕沟如天然堑壕；由后面大山逶迤东下是东坝，其间有条洋溪河，水浅可涉。马嗣良将第一中队布置在石滚槽高地，防守北边；将第三中队布置在蔡家壕沟和羲皇庙，防守西边；自己和区长坐镇区署指挥。第三天深夜，传来紧急情况：股匪黄涛已从巫溪通城坝过来了。马嗣良命令两个中队立即进入阵地，陈伯宇到西边第三中队督阵指挥。

红军尖兵半夜从通城坝出发，主力随后跟进。越过巫溪、巫山边界的关口山后，一路经庙垭下水口、七里；一路经槐花、白云，下石滚槽。19日清晨，红军人马从白云高山上向大昌镇直扑而下，只见一路路人影在晨曦薄雾中闪动。防守石滚槽的第一中队长辛可璜见势不妙，不待红军到达便率队而逃。在西边督阵的陈伯宇老远就命令第三中队开枪射击，红军依旧照直往山下赶。忽然，石滚槽高地飞舞起一面红旗，红军占领了石滚槽高地。红军一边以火力还击，一边喊话：“我们是红军。你们不要打，你们是打不赢的！”李非武第三中队的分队长苏俊德刚伸出头，肩头即被红军子弹打穿。一听是红军而不是股匪黄涛，团队士兵个个吓得魂飞魄散，伏在壕沟里不敢抬头。

陈伯宇见势不妙，即命第三中队坚决顶住，不准撤退，自己以指挥第一中队为由而脱身。跑至镇东，与从石滚槽包抄而来的红军碰面，被红军击伤活捉。与此同时，七里方向的红军向蔡家壕沟包抄过来，第三中队长慌忙率队逃回大昌镇，再窜至大宁河边，向南岸渡河逃命。跑在后面的团丁，两个被红军击毙，七八个被俘。

马嗣良和区长也慌忙跑到河边，跳上渡船强迫船工往下游划。这时，红军已至镇东洋溪河口，截住正在争先恐后往巫山城方向行驶的几十只巫溪木船。由于河面窄，航道被堵塞。马嗣良等见渡船过不去，慌忙下船，踩水上岸，落荒而逃。

经对船只清查，红军扣留了坚持反动立场、企图逃跑的巫溪县团务委员会委员长颜洧清的老婆颜吴氏及恶霸李汉卿，没收其所携带的金银细软，对妇女没有搜身，故颜吴氏的3只金膀圈未缴获。其余船只全部放行。

战斗约一小时左右，红军击溃巫山团防队两个中队的堵截，毙、伤敌4人，生俘七八人，红军无一伤亡。攻占大昌镇后，大队人马即在大昌埋锅造饭、饮马歇息。

饭后即渡洋溪河继续前行。队伍从早上直至下午才过完。当晚在大昌以东30里的白果寺及其附近黄林、猪贩子坟等地宿营。

翻越土地岭

12月20日凌晨，红军从白果寺出发向湖北巴东继续前行。白果寺至巴东近200公里，沿途崇山峻岭、人烟稀少、道路崎岖、涧壑纵横、地势险恶，尤其必须翻越海拔二千多米的土地岭及要隘界岭（西安关）和渡过长江天堑才能到达，必须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迅速果敢的动作，才能完成这段征程，甩掉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军事上的主动。顶着鹅毛大雪，部队攀险道、抄近路，沿苏家坡—唐家河—三羊水—四方寨—黄龙洞—土地岭—梨子坪—鸳鸯池—骡坪—三溪河—界岭—火烽—官渡口一线而行。这天计划到达三溪河，行程140里。行军，按前卫—本队—后卫的序列行动。前卫一个团，择精干人员组成前方尖兵连，尖兵连又派出尖兵班、尖兵组，一律便衣绑腿双连枪。前卫之前，派出半日行程的秘密便衣侦察队。凌晨4时许，红军尖兵到达苏家坡，随即涉过水齐大腿、冰冷刺骨的唐家河。接着攀登20里陡坡，从海拔140米的唐家河，一气爬上960米高程的四方寨。

部队走了60里至黄龙洞天才亮。又经鲁家坪、大小拐，一鼓作气向海拔2040米的土地岭攀登。一路上，朔风呼啸，林涛怒吼，大雪封山，气温零下15℃左右。战士们内衣汗透，外衣则结上一层冰珠。在又硬又滑的冰雪路上，一次一次跌倒，又一次一次地爬起来，坚持再走。有的实在支持不住，倒在雪地再也爬不起来了。有的双腿冻伤，肿得像水桶。红军首长有马不骑，有滑竿不坐，和战士们一道步行。贺龙拄着棍子，沿途有说有笑，不时吟诗作对，鼓励战士们向高峰攀登，见倒在路旁死去的同志，痛心地直叹息。为减轻战士们的负重，在黄龙洞雇请民夫，帮着抬重机枪和迫击炮，送至巴东。

中午时分，部队爬上土地岭。在梨子坪、幺磨埫一带稍事休息后，又经石柱子、杜家山下鸳鸯池。在柳树槽，捉获一巫山团务委员会派出的探子。前卫于擦黑时抵三溪河，大队人马到达已是深夜。当晚，部队在三溪河、天池山、桃子山一带宿营。这些地方人烟稀少，房舍不多，大部红军只好露营于河坝、沟湾或岩脚。红军用自带的罗锅或借用百姓锅灶造饭，粮食不足部分，全由三溪河叶文英和天池山曾志皇等几户土豪富家出谷擂米，并补充马料，红军还在他们的墙壁刷上“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当晚红军全部吃上饭已是半夜。

次日凌晨，前卫从三溪河出发，抢占西安关。

抢占西安关

界岭，海拔1130米，三溪河以东40里，川鄂陆路咽喉之一。这里是个风口，大风有时可把人刮倒。岭东是七八百米深的山涧，南面是海拔1700米的高山，爬上岭端垭口后，沿南面山腰线缓斜下延伸，山道左侧20里地段，全是70度以上的陡坡和悬崖。早年鲍超镇压太平军时，在垭口的山道上修了一座关寨，取名西安关。此关，骑道而立，条石筑垒，炮楼两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据侦报，巴东保卫团团长张嗣成率领两个中队，扎于界岭前方三四十里的火峰、观音堂一带，有前来抢占西安关阻我前进的企图。贺龙决心先敌抢占西安关，再图抢渡长江。

21日凌晨，红军前卫离开三溪河，在风雪中疾奔界岭。8时许，先敌占领西安关。爬上界岭，寒气逼得人透不过气来，大风刮起的雪团、冰块，打得人睁不开眼，打得军马直嘶叫，不少红军的帽子或头巾被卷向空中，一匹军马被刮下岩，跌入深涧。

9时许，尖兵前行6里后在长坝埫与前来抢占关隘的敌团防史祖惠中队遭遇。敌占领庙梁子先开火，红军一战士负伤。我尖兵一枪不发，迅速展开，利用地形向敌三路包抄。少顷敌退，红军施以追击，敌队大乱，向观音岩、冠包山下各自逃生，史祖惠装公文和金银财宝的皮箱被撵掉。

正午，红军到达火峰。至此，红三军远征过巫山之行结束。

（二）红军播下革命火种

红军是革命的宣传队。贺龙率领红军自1928年起事后，先后活动于巫山南面的建始，东面的巴东、兴山、秭归和东北面的房县等邻县地区，威震巫山。老百姓虽知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但未亲见；尤其在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下，对红军并不十分了解。红三军远征过巫山，真正起到了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他们一路上纪律严明，爱护百姓；广泛宣传，安定群众；镇压土豪，为民除害；撒下革命火种，留下动人故事；百姓称颂，敌人心惊。不仅击破了敌人的反动宣传，为红军过境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而且共产党和红军在百姓心中留下了深远影响。

红军进入大昌镇后，立即在镇上刷满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佃户不要给地主交租”、“红军为穷人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标语，落款为“红三军政治部宣”。没收了何济春、长发源、长盛源、悦来泰、任义兴等几家地主的大商号。共计没收大白布二百余捆、粮食十余石、衣物三百余件、白糖冰糖七八百斤、铜元几篓。把这些物资连同在巫溪木船上没收的绫罗绸缎等物，集中在帝主宫。接着召开群众大会，贺龙到会讲话，他指着没收来的东西，叫穷人们无钱的拿钱，无衣的拿衣，无粮的拿粮。当时只有几个胆子大点的穷人去拿了。贺龙便指示：派战士将衣物、粮食给镇上最穷的人送上门去。

行军时，随前卫行动的宣传队边走边宣传。一是口头宣传，见群众就说：“我们是红军，是贺龙的队伍，是打富济贫为穷人打天下的，请父老乡亲们不要怕！”在鲁家坪等地，还对躲在山林或藏在屋里的群众不断地喊：“睡你们的瞌睡，打你们的鼾，红军过身与你们穷人不相干！”二是将长约1尺5寸、宽约5寸的草儿元纸上预先写好的标语，粘贴在路旁大石头、大树或墙上，或用石头压在路旁。三是在重要地点的墙壁、岩壁上，用窑烟兑成的黑墨书写大标语，字大醒目，不易毁损，数十年后仍可辨认。

红军纪律严明。红军一路上秋毫无犯，爱护百姓。进大昌时，卖纸烟的小贩谢协元不敢上街卖烟。他把10盒纸烟装在条盘里，压着写有价格的纸条，然后放到帝主宫门前，自己躲在一边。等烟拿完，把条盘端回一数，烟钱分文不少。

红军不进民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给群众送东西，吃饭时招呼在场看热闹的穷人吃。在蔡家壕沟，送给穷人邹天禄一个为红军首长提饭且装满小米饭的竹篓，送给邹卢氏两匹布；在太平村，送给穷人徐万茂一口小锅和一根水烟袋；在兴隆街，送给11岁的女孩刘崇英一个长方形竹篮，里面装有二百文的铜元四五十个和几个熟红苕；在洋溪河口，送给穷人王康辉一床棉絮、一件衣服和一张枕巾；白果公平村周家槽的王宝华，又穷又瞎，红军将钱、布和白糖等送到他手里；在黄龙洞，借坐了陈宗秀的板凳，临走送给她半瓶酒；在三溪河苦竹园，见穷人戴子智的小孩穿得很单薄，送其一段布为孩子缝制衣服；在界岭，一些正在杀年猪的人户，见红军来了，没来得及收捡就躲藏起来，等队伍离开后回家，猪肉完好无损。

后勤先遣人员边行军边请住在路边的人户烧些茶水置于路旁，或煮些红苕或生红苕，供红军路过时解渴充饥。四方寨的彭定洪、幺磨埫的黄老头、三溪河苦竹园的王廖氏、烟堆垭的邓永翠和王薛氏等，给红军烧了茶水；鲁家坪的曹绍良、柳树埫的姜老娘等，给红军提供了生熟红苕。红军喝水、吃红苕都给钱，主人往往不敢要，红军说：“你不收钱，我们就不吃，不喝。”主人不在场也照样给，喝一碗水丢一个铜元或赠点别的东西。在天池山愁树岩下，一户人家正在熬苕糖，红军喝了苕糖水，一碗给两个铜元。吃红苕，不论大小，一人只拿一个，也丢下一个铜元。鲁家坪曹少良煮的一大锅红苕被红军拿完后，锅里变成小半锅铜元。红三军用自己的行动，爱护百姓，在巫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除暴安良。在大昌，对俘获的巫溪官吏，凡不与红军为敌者，一律释放，对俘获的团练兵，施以教育后发给每人两块银元和一匹布，叫他们不要给反动派当兵，回家去好好种田。俘虏兵感激地说：“原只知是打土匪黄涛，殊不知错打了红军，真对不起。你们这样好，再也不跟红军作对了。”

对坚持反动立场，以红军为敌者，给予严惩。在大昌，将坚持反动立场的巫溪团务委员会委员长颜洧清的老婆颜吴氏和恶霸李汉卿就地正法，分别在八角丘、洋溪河口行刑。督练长陈伯宇，1930年时曾是建（始）鹤（峰）边境苏区红军干部，后脱离红军跑来巫山做事。在大昌被俘后，红军想再争取利用他，用担架抬到白果寺要他一道走，但陈坚持反动立场，拒绝回到革命队伍，便在白果寺长水田何寿禄的地坝角将其处决。从巫溪通城押过来的土豪陈德茂在双龙龙泉菜子湾企图逃跑，红军当即处决，在其尸体上压一张“打倒土豪陈德茂”的帖子。

群众爱戴红军。共产党的军队首次来巫山，老百姓眼见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队伍也属首次。不同于任何旧式军队的一言一行，博得群众的欢迎与支援。在大昌，一听说红军要召开群众大会，人们即踊跃参加，躲避到乡下的人听说来的不是股匪而是红军，便纷纷回镇；听说红军埋锅造饭要借用东西，就纷纷送来门板、炊具等；听说红军马上又要走，几个居民特地煮了巫山特产水口面，请贺龙等红军首长品尝，表示慰问与敬意。

红军沿途雇请向导，逐段更替放回。对放走的向导，都要付给一二十个铜元的酬金。被雇请的人，一般都乐意前往。大昌的龙道生、刘玉轩，白果寺的陈依顺、吴文端、傅正典，苏家坡的傅定明、傅定章，四方寨的彭定富，三溪河的廖赞凤，巴东梅子庵的向国真等，都给红军带过路。大昌的龙道生送得最远，一直送到巴东西瀼口。在翻越土地岭时，红军首长为减轻战士们的负重，雇请民夫帮忙抬重机枪和迫击炮，金坪黄龙洞的曹金良等二三十位穷人积极支援，一直抬到巴东。

快速的行军，极度的疲劳，掉队红军越来越多。加上土著武装截尾子，如洋溪乡乡长何启如、乡团练大队长何赞及月池土豪侯国都、侯尊伍等，对红军落伍人员截击，致使四五十人掉队与部队失去联系而脱离队伍。这些掉队人员在群众的帮助和掩护下，或被收养，或就地劳动，或返回原籍。大昌的余裁缝、苏家坡的周学成、楚阳的滕篾匠等，在群众帮助下定居巫山。落户在天池山的向世德、三溪河的李西炳和火烽的李从真，都是十四五岁的小红军，掉队后被群众收养，长大成人，就地安家。

在三溪河一带宿营时，群众尽量让红军挤在自己家里，暂避风寒。愁树岩下赵忠秀家三四间屋就挤住了百来人；陈洪彬家住的是有专人牵牲口、护卫上百的领导人；贺龙住天池山铺子坪黄继开家，黄将准备娶儿媳的新床让给贺龙。黄引以为荣，常给人们讲贺龙在他家歇宿的故事，贺龙睡过的床珍藏至今。一匹军马在烂草坪摔伤，留于当地，新建村的村民向明申将其养到老死，其马兜嘴被兴旺村民黄继勋捡回珍藏至解放后作为文物献出。

红军远征途经巫山，虽然时间短暂，却使渴求翻身解放的巫山人民看到了希望，留下深远影响；红军爱民的动人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别后数十年，巫山人民一直颂扬红军的好处。

来源：县委党史研究室